跨越山海的吶喊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面對窮凶極惡的日本侵略者，以及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我黨清醒認識到，打啞巴仗是要吃虧的，要贏得抗戰勝利，除了宣傳和動員全黨全軍以外，必須廣泛進行對外宣傳，以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及海內外一切愛好和平的進步力量。我黨以卓越的政治遠見，既抓“槍杆子”又抓“筆杆子”，對外宣傳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其中，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不僅當好了戰斗隊，也很好地發揮了對外宣傳作用。

1937年8月，我黨領導成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的刊物——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的機關報《救亡日報》，正式創刊。該報編輯委員會及編輯部人員中既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員，夏衍（共產黨員）、樊仲雲（國民黨員）任總編輯，開辦經費由國共雙方各出500元。

10月，在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直接領導下，潘梓年、章漢夫、吳敏等人在南京籌辦了《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這是我黨的新聞事業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首次在國統區公開亮相。

11月，在周恩來的主持和倡導下，范長江、惲逸群等新聞工作者於上海發起成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簡稱“青記”）。這是我黨領導的新聞界統一戰線組織，其宗旨為團結全國新聞工作者投身抗日救亡運動。“青記”組織戰地記者報道前線戰況，並出版《新聞記者》會刊。

1938年初，“青記”遷至武漢，於3月末組織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范長江、徐邁進、鐘期森為常務理事，將“青記”更名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后來，這一學會除設在武漢的總會以外，還在廣州、香港、桂林、成都、重慶、延安、蘭州等地成立分會，會員發展到2000多人，為抗戰宣傳作出突出貢獻，也為1949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成立奠定了基礎。

在1938年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外宣傳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會議認為“我們的國際宣傳工作，我國各界民眾團體對國際上各種民眾團體的聯系，都太薄弱了。”此后，我黨的對外宣傳步伐大大加快。

1938年1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主任為廖承志。起初，辦事處主要是為我軍募集抗戰物資，后來增加的一個重要任務是組建中國共產黨的海外宣傳基地，致力於向世界說明我黨的抗日主張和事跡。

1940年9月，廖承志致電延安僑委與周恩來，建議加強海外宣傳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我黨向海外派出了一批黨員。這些黨員或進入當地僑報工作，或創辦報刊，初步構建起在海外的宣傳陣地。東南亞地區，尤其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海外抗日辦報宣傳活動最為活躍。據統計，僅1937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這段時期，華文報刊就有數十種，其中以胡愈之、郁達夫等抗日愛國人士主辦的報刊影響最大。此外，美洲地區的《美洲華僑日報》、歐洲地區的《聯合戰線》《祖國抗日情報》等報刊，都以宣傳抗日救國為己任。

為配合黨的對外宣傳工作，我軍克服種種困難創辦了一系列戰地報紙，積極展開對根據地軍民宣傳和對外宣傳。比如，1939年1月，八路軍總政治部創辦《八路軍軍政雜志》，由毛澤東、王稼祥、蕭勁光等組成編委會。刊物以宣傳抗日主張、總結軍事政治經驗為宗旨，刊載中國共產黨宣言、領導人文章、戰斗總結及蘇聯軍事譯文。刊物不僅深受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歡迎，在國民黨統治區也深有影響。同年12月，在劉少奇主持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創辦《抗敵報（江北版）》，於1940年改名為《江淮日報》，由劉少奇兼任報社社長。該報圍繞“堅持團結、反對投降分裂”的方針，在揭露日軍誘降陰謀、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重大進展、盟軍反攻日軍的時機迫近，國際人士十分關心中國戰場，特別是敵后游擊戰和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在此背景下，國民黨不得不解除對延安等抗日根據地的嚴密新聞封鎖。1944年初，經過多方努力爭取，蔣介石批准美英等國記者赴延安採訪。隨后，這些記者們組建記者團，准備赴延安參觀採訪，但受到國民黨的阻撓。我黨將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的訪問，看作是在國際間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活動，千方百計打破國民黨的陰謀和阻撓，很好地抓住了這次對外宣傳的機會。

八路軍晉綏軍區主動邀請記者團現場觀摩1944年9月收復婁煩鎮的戰斗。記者團目睹了我軍指戰員英勇戰斗的場面，看到人民群眾冒著敵人炮火運送彈藥、轉運傷員，以及將燒餅送到戰士們面前等場景后，深受震撼。路透社記者武道在《大美晚報》發表《我從陝北回來》長篇通訊：“關於第十八集團軍（1937年9月，按全國統一的戰斗序列，八路軍改番號為第十八集團軍，但八路軍的稱呼仍被廣大指戰員和人民群眾習慣地沿用下來。編者注）是否在和敵人作戰，我能夠回答‘是的’，我在晉西北看見了這樣的戰斗！”據統計，僅外國記者在延安拍發的電訊就達100多篇，大量報道了他們在陝甘寧邊區的所見所聞。可以說，這次記者團對延安的成功訪問，是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裡程碑式事件。

抗戰時期，我黨還在解放區創辦了數百種報紙、建立了延安新華廣播電台。這些媒體不同程度承擔對外宣傳任務，不少媒體的創辦人同時也是人民軍隊的指戰員。這一時期我黨我軍的對外宣傳力量，在異常艱難的條件和環境下逐漸發展壯大，探索積累了十分豐富、彌足珍貴的實踐經驗，為后來我黨領導新聞宣傳工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