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火中的“紅色搖籃”

“盡我們的一切力量，來保護、教育新中國的后代。”1938年9月25日，《新中華報》特別開辟專刊，介紹陝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院成立的經過，這句話就刊登在專刊的右側版面上。同一版面還刊載了毛澤東同志為保育院的題詞“兒童萬歲”。這些都體現著我黨對兒童成長的深切關懷。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為抗日將士子女、烈士遺孤及戰區難童創建了多所保育院、托兒所。這些機構被統稱為延安保育院。在我黨的關心和領導下，從事保育工作的教職員工為養育和培養革命后代嘔心瀝血、艱苦奮斗，譜寫了一段令人難忘的光輝歷史。

1937年初，中共中央機關遷駐延安。3月，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延安托兒所正式成立，開始接收將士子女和烈士遺孤。盧溝橋事變爆發后，無數抗日志士奔赴前線，將年幼的子女留在以延安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為解決前線將士的后顧之憂、培養國家民族的未來，戰時兒童保育會陝甘寧邊區分會決定在延安托兒所的基礎上，擴建為陝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院（即延安第一保育院）。

1938年10月，延安第一保育院正式成立。這一消息迅速傳遍開來，受到軍民的熱烈歡迎。很快，第一保育院裡就充滿孩子們的歡歌笑語。自成立起，第一保育院便匯聚著八方關愛。中央與邊區領導人頻頻探望，邊區政府優先撥款，社會仁人紛紛解囊。在他們的關懷下，第一保育院不斷發展壯大，逐步形成包含乳兒部、嬰兒部、幼稚部、小學部的完整保育教育體系。1940年春，隨著延安本地兒童的看護需求不斷增多，中央在距離楊家嶺很近的蘭家坪山上，又建起延安中央托兒所。

延安的保育機構實行全部免費的學前教育，為孩子們提供較優渥的飲食、居住、衛生、文化活動條件。即便在1942年國民黨實施經濟封鎖、邊區物資極度匱乏的艱難時刻，也保証孩子們有足夠的營養。通過各界支持與生產自救，乳品、面食、粉條、豆腐等不斷供應到孩子們的餐桌上，使兒童享有戰時的“最高待遇”。陝甘寧邊區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促進保育工作的政策，確立了“增進兒童知識，訓練手腦並用，使之成為未來新中國健全的主人”等教育方針。第一保育院小學部的生產勞動教育開展得有聲有色，孩子們在實踐中成長，在汗水中收獲知識與勇氣。

1944年秋，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干部的子女、從后方輾轉來延安的烈士子女大量增加，原有的保育機構已難以滿足需求，中央有關部門決定籌建延安第二保育院。1945年6月，延安第二保育院在延安城北棗園附近的小砭溝建成。

當時的延安，已經擁有3家保育機構，從剛出生不久的嬰兒到七八歲的兒童，都在保育范圍。越來越多的革命后代和邊區兒童來到這些溫暖的“家”。據不完全統計，僅紅軍到達延安至抗戰勝利，延安保育院先后接收近3000名嬰幼兒，極大解決了抗日將士、黨政干部的后顧之憂，為革命花圃培育出大批茁壯的幼苗，成為我黨“紅色搖籃”。

抗日戰爭勝利后，來之不易的和平很快又被戰爭的陰霾所籠罩。1946年6月下旬，國民黨軍圍攻中原解放區，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在戰火隨時可能蔓延至延安的緊急情況下，黨中央決定讓所有非戰斗單位一律撤到更安全的地方去，撤離名單中就包含這幾所保育機構。撤離前，延安保育院的工作人員反復訓練孩子躲避危險、自我保護的技能，並趕制可放在馬、驢或騾子背上的兒童馱床，加緊准備衣物、食品、藥物、騾馬等。11月5日，解放區戰時兒童保育會主任康克清到第二保育院傳達黨中央的撤離指示，全體工作人員積極響應，發出“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鏗鏘誓言。至1947年初，延安第二保育院、中央托兒所、第一保育院先后撤出延安，開啟輾轉千裡的“娃娃長征”。

轉移之路崎嶇難行、險象環生。每個保育員要照顧三四名孩子，隊伍既要抵御瘧疾、疥瘡、腮腺炎等疾病甚至狼群侵襲，又要防范敵人威脅、時刻注意隱蔽。保育、醫務及警衛人員不畏寒苦、公而忘私，夜以繼日守護著孩子們，為保護兒童而受傷者不可勝數。敵機轟鳴時，保育員們屢屢奮不顧身，以血肉之軀筑起護佑屏障﹔山路險峻處，工作人員通力合作，冒著生命危險拉回臨崖踏空的騾子及馱床。

經過兩年多的艱苦行軍，這3支隊伍相繼安全到達解放區。延安保育院的工作人員和負責保護孩子們的戰士，用鮮血和生命踐行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誓言，創造了數千裡行軍沒有一個孩子掉隊、沒有一個孩子傷亡的奇跡。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保育院分別落腳北京、西安和延安三地，中央托兒所和第二保育院則跟隨黨中央到了北京。從此，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們遠離戰爭的硝煙，在和平的環境中茁壯成長。因為親身體驗了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及勝利的來之不易，長大后的他們，時刻把延安精神融入血脈，為新中國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讓紅色基因代代相傳。（陳 健 李孟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