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鬆原 劉鴻鳴
九月份的最后一天,友人從郭爾羅斯草原深處的蓮花泡農場給我送來一箱“蓮花牌大米”,讓我嘗嘗鮮。他說這可是無公害的綠色食品,頂級的,免淘,前兩天才脫粒加工的。
打開包裝箱,擰開一個圓桶的蓋兒,潔白如玉的米粒兒立刻在我眼前閃光。
我抓起一把,像乞丐擁有了金銀財寶般貼在心口,閉上眼睛。心想要是現在吃掉了該有多好。可轉過念頭兒想想,又覺得不妥——見過好的大米,沒見過這麼好的大米——這等精品大米,好像不該是我這等又土又俗的人吃的。
我是個又土又俗的下裡巴人。由於老家是鬆花江畔郭爾羅斯草原上的達裡巴屯,為了偽裝一下就改“下”換“達”,陽春白雪般地以達裡巴人自居了。可是熟悉我的人誰都知道我的過去——身上,沒有高貴的血統﹔有時“雅興”來了,活得還不如老實巴腳的平民百姓那麼滋潤。
我出生於“大躍進”之后的三年自然災害之中。生下時,一家人都在生產隊的大食堂吃飯——家裡的鍋,拿到生產隊“大煉鋼鐵”去了。可想而知,先天不足的我及我的同齡人,那時想吃點小灶兒補補身子都不可能。
在那個“夠不夠三百六”的大幫哄年代,種旱田的達裡巴人一日三餐(冬天是兩餐)幾乎都是苞米面大餅子、高粱米粥或小米飯,生活稍好一點的人家來客人了才能吃點白面做的食品。大米,對於我們老家來說,幾乎是天外之物。
沒想到那天外之物,在那個年代還曾光顧過我家一次。“文革”后期,在公社衛生院被“造反派”打倒的父親經常被派到外地“出民工”。一天,父親回來時帶回點兒大米,二、三斤的樣子。母親沒舍得馬上做著吃,就一直放在后屋的一個笸籮裡。那是我頭一次看見大米,一個個長巴粒兒白得透明,一水水的大小均勻,抓在手裡如玉石般溫潤。那點兒大米是大年三十才吃上的,香噴噴的終生難忘。不過,也多少有點不如意——母親怕飯不夠吃,在大米中又加了點小米兒,不然那飯是會更香的。
那時我就想,要是天天能吃上大米飯該有多好,那可是神仙一樣的日子。有一天我把這個想法跟母親說了,在一旁的姐姐白了我一眼,說我淨做美夢。可母親說,你好好用功念書吧,將來出息了到城裡工作,就能經常吃到大米飯了。
我小的時候經常到達裡巴屯西面的“西大河”來玩。說它是河,可“河”裡無水。望著兩條四五米高上面能走開馬車的大壩夾成的三十多米寬的“河”,巨龍般向南北沿伸著,心想這也不是自然流淌成的河呀?可是,那時沒有深想這“河”咋與別的河不一樣呢?在西大河南部距達裡巴屯四、五裡遠的“河”道上,還欄成一個牆一樣的建筑物,當地人叫它水閘,是我們那兒唯一的水泥建筑物。兒時,我和伙伴們常到這來玩兒,也沒有深想這閘門是干啥用的。后來大些了,才知道這是條大“引水渠”,當地人叫它前郭灌區的“二引干”,是日偽時期修的。當時,日本人想在我們這一帶建成一個糧食基地,為侵佔整個中國的小鬼子提供糧食。可是規劃的渠系還沒修建完,東北就“光復”了,留下了這麼個半截子工程。
新中國成立后,達裡巴的有識之士也想利用這些渠系種種水稻,還曾派人到外地學習過,可排水問題無法解決,水稻種了三起三落的,根,始終沒能扎下來。那時,除了幾個國營農場稍好點兒,周邊的村屯都受著澇災之苦。在前郭灌區曾有“三吐(吉拉吐、納拉吐、捏拉吐)一哈(白依哈),外加達裡巴,誰見誰害怕”之說。可見那時我的老家是“窮”名遠揚。記得那時達裡巴公社的四家子和公營子兩個屯,有一年社員天天干活不但不掙錢,竟然還得每天“倒找”給生產隊兩三角錢,弄得有些社員隻好背井離鄉,前街(讀gai)后街的破房框子林立,那些沒有離鄉的也隻好打漁摸蝦耽誤庄稼。
一九七六年秋天,我們吉林省前郭縣舉八萬人之力興修了“引鬆工程”,也有人稱它為東北的“紅旗渠”。這條從鬆花江畔的哈達山下出發直奔查干湖的百裡“引鬆工程”,寬50米,深2米。經過八年建成后,不但引來鬆花江水救了查干湖(查干湖由於霍林河上游建水庫截水出現斷流,嫩江又不漲水途經庫裡泡產生倒灌,至使水面一度萎縮到50平方公裡。水質嚴重鹼化,蓄水量還不到一億立方米。春季,湖底露出的部分大風一刮,鹼面子變成了“白毛風”,嚴重影響了四周的農田,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引鬆工程建成后,查干湖的水質明顯改善,水面達到了420平方公裡,蓄水達到七億立方米,成了中國第七大淡水湖。前幾年,查干湖冬捕習俗,被成功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一條三十多斤重的頭魚曾拍賣過三十四萬元。),還救了前郭灌區。前郭灌區內澇的水瀉入引鬆工程流入查干湖后,水田面積翻了好幾翻,就連我的老家達裡巴也成了郭爾羅斯草原上的稻鄉。
我這個又土又俗又沒出息的達裡巴人,竟然還真的實現了能經常吃到大米飯